摘要:追求“真善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价值取向。中国武术有利于参与者“求真”精神的培养,有利于参与者“向善”品德的养成,有利于参与者“尚美”境界的提升。在新时代国家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引领下,发掘中国武术“求真”“向善”“尚美”的育人价值,不仅可以实现在各级各类学校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而且还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骛求知问学,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的有力践行。


  关键词:武术文化;中国武术;真善美;立德树人;


  追求“真善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价值取向。王国维先生在1903年《论教育之宗旨》一书中讲到:“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1]据《光明日报》报道,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明确提出了对广大青年要加强“真善美”高尚品德的培养:“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2]


  在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正面临着大繁荣、大发展的契机,教育则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路径。中国武术因其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而成为培育人们“真善美”高尚品德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国家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引领下,在国家把传承优秀中华文化作为教育使命和责任担当面前,愈发凸显其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


  1、中国武术培养参与者的“求真”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诸多“真”的表达,如表示神仙的“真人”“真君”“归其真宅”等;表示本源的“真力”“真源”“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等;表示真假的“真事”“真相”“使真伪毋相乱”等。显然,“真”是真实、正确,“求真”是求其正确的知识与能力。“真”有诸多解析,所以“求真”也是一个包含诸多内容的求知过程。国家一直在提倡“求真务实”“求国情之真,求社会发展规律之真,求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之真”[3]是党始终坚持的作风,这是国家层面的“求真”。在个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希望广大青年珍惜大好学习时光,求真务实,练真本领,更好为国争光、为民造福”[4]。只有“求真”才能够正确的“务实”,只有“练真”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本领”,可见“真”与“求真”是人成长成才的关键。根据“求真”与“真”的诸多含义,可以推论出中国武术层面的“求真”,是指“求”运动规律之“真”,“求”武术功夫之“真”,“求”武术的价值之“真”。同时使习武者在“求真”的过程中获得“脚踏实地”的精神养成,收获“持之以恒”的品格提升,涵养“永不放弃”的目标追求。


  中国武术培育参与者众多“求真”的意义,得益于其丰富的运动规律。在其诸多运动规律之中,十分重要的就是它所有的技术动作都带有技击的含义。技击是世界上所有格斗术的本真特质,是中国武术技术动作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武术之所以称之为“武术”的核心要义,还是中国武术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的特质,更是中国武术的真谛。因而,对于参与者而言,掌握其运动规律,获得其技术中的“技击”法则和方法,也是必须坚守的“求真”使命。这一使命,强烈要求参与者必须励志尽责、始终如一地践行着实践第一的习武原则,在“拳打百遍,身法自然”“拳打千遍,其义自见”[5]等至理名言的引领下,经过千万遍的练习和时间的积累,才能慢慢理解中国武术的奥妙,才能够体认中国武术的真实。如果忽略了中国武术的运动规律之“真”,就会失去中国武术内在的“脊梁”,而沦为“花架子”,从而丧失中国武术自身生存的基础。


  在中国武术培育参与者掌握其运动规律之“真”后,就会引发他们对功夫之“真”的追求。中国武术功夫之“真”,并不是外在行为简单的一招一式,而是通过中国武术这一载体来展现一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真实,让参与者投入其中感知和体验“求真”的乐趣和意涵,享受孜孜不倦所带来的成就和喜悦。中国武术教育参与者脚踏实地地践行功夫之“真”,这是参与者走进中国武术深处必须具备和拥有的品格,就如人们登山一样是来不得半点的“跳跃”和“停息”,要明确万丈高楼是从平地崛起的意涵。参与者脚踏实地地一步一个脚印践行,这种品格就是秉承着持之以恒的“求真”精神。参与者对中国武术功夫之“真”的追求精神,体现在其要求参与者反复练习基本功以及各门各派的独特技能。如最基本的拳法、腿法、步法等;长拳的四击、八法、十二型;太极拳的云手,正、反手划圈练习等;形意拳的三体势;八卦掌的盘旋绕转等。这些基本功是获得中国武术功夫之“真”的必经之路。它们是中国武术各门各派的基础,也是增强功力的主要手段与路径,同时也是中国武术最精华的部分。如果忽略对这部分的修炼,所学之艺就变成了花拳绣腿,也就失去中国武术功夫之“真”。对于习武者而言,这些枯燥和乏味的基本功、基本技术,不仅要做到练,还要坚持每天练。正如习武者们常说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中国武术通过基本功对习武者的磨练,可以磨练意志、净化内心、培养耐心,逐步把他们引向了中国武术的功夫真实。


  中国武术对参与者规律之“真”、功夫之“真”的培育得益于其特别注重习武的过程,这“有别于西方体育注重竞技的结果。它需要不息、不悔地追求以期能融入其中,超越其中的设定,感受其过程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方能领略到中国武术的真谛”[6]163。这一点,应该是最有利于对参与者“求真”精神的磨砺和培养。“求真”是习武之人必须拥有的品质。这种品质的拥有,对于一个受教育者而言,应该是始终贯彻在习武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中国武术优秀的文化把参与者“浸泡”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之中,久而久之加深了对“真善美”中“求真”的理解。这种“求真”的观念,让参与者懂得学习中国武术不是从中国武术中得到什么,而是为中国武术奉献什么。奉献的是参与者一生的努力、汗水与心血,只有具备了这种习武“求真”的观念,才能收获武术的精髓,获得武术的真谛,成为一名真正的习武者。


  中国武术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始终作为一种教育资源,其本身的教育价值是多元和多向度的。但追求和培养“人”的“求真”品质则是第一位的。因为“求真”是习武者必不可少的品质,缺失了“求真”的品质,参与者也就无法获得真实的武技。所以,“求真”是中国武术育人的重要内容,它引导参与者向着真实的中国武术进行一生的学习与探索,正如老院士王泽山讲的“一辈子专注做一件事”那样。专注是中国武术“求真”之中最重要的品质,参与者,不能够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和想法,必须按照中国武术自身的规律进行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实践体认和理论探究。这一过程虽然是漫长的、是艰辛的,但每位参与者都把求得“真东西”当作自己的终身追求。这其中,实践理性的文化起决定性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过程。所以,就有了“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的“求真”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武术培育参与者“求真”的品质与精神,就是其最深邃的价值所在,也是其价值之“真”。


  当参与者渐渐领悟中国武术功夫之“真”、运动规律之“真”、价值之“真”时,中国武术就成功地将参与者引向了中国武术之“真”的殿堂,并使其养成良好的“求真”的人格品行。我们常说,习武之人多如牛毛,而坚持下来掌握真功夫者则少如牛角,实际上就是表明了中国武术的“真功夫”是要持之以恒才能获得的。就如李大钊所言“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是不会获得“真功夫”的。这一点对于参与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武术人不能好高骛远,更不能自以为是,坚守“求真”品质,才可获得收获,这在众多武术家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因此,关注中国武术“立德树人”中“求真”品质的培养,应该成为中国武术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


  2、中国武术培养参与者“向善”的品德


  诚如其他民族的格斗术一样,中国武术也是从华夏先民为了生存而运用的格斗技术中走来,始终秉持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更教化参与者养成“向善”的品格。不论是哪个拳种、哪个门派,武德的遵守和传承都是超越“技术”层面的教育内容。武德教化对参与者而言是最为基础的做人教化。它会直接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只要牢记并在生活中实践,就能成为知德知礼之人。中国武术的教化核心不仅仅体现在门规戒律之中,而更多地隐藏在中国武术的技击理论和思想要义之中,表现在以“环境”熏陶参与者“向善”的意识、以“武德”作为参与者“向善”的标准、以“大爱”作为参与者“向善”的意义。这应该是中国武术为什么“高于体育”的价值所在。这种高于体育的价值,表现在中国武术对参与者“向善”品格的培养上。


  中国武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演进中,始终恪守着“武德第一”的习武原则,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牢固“向善”的良好处世环境。这种环境使参与者逐渐地被同化,形成一种中国武术参与者品德“向善”的文化环境。因为,“人不是命定的,也不是预成的,人是在受环境影响的活动过程中被塑造的。这种塑造是自动与被动的统一,就是说,人是自己塑造与环境塑造的综合结果,如人格、结局等”[7]。中国武术虽生发于技击格斗的搏杀,但在中华文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武以德立”等诸多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向善”文化。从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侠义精神,到儒家的礼仪道德教化;从以“较技不较力”为主要的价值诉求,到“点到为止”的行为规训,再到当今所追求的健身、娱乐价值。可以说:中国武术的文化价值始终是一路向善、一路扬善的[8]。中国武术良好的“向善”环境塑造了参与者,也塑造了参与者的人格,是其本身在“向善”环境的影响下根据自己思维的判断,有选择性地进行自我“向善”塑造。优秀人格塑造的成功在于正确地明辨“善”与“恶”,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明辨是非,表现为外在的“向善”。中国武术对参与者明辨“善”与“恶”的能力培养也体现在各种门规、会训中。如“精武会训”就明确提出:“凡我会员必须以仁爱为怀,服务为旨,以我所有,助人所无;牺牲个人力量,以求造福于人类;忠信待人,见义勇为,积功于天爵”[9]。


  “向善”是武德对参与者行为约束和引导的核心指向,关于武德这种约束与引导,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记载,如《史记·皇帝本记》讲到“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振万民,度四方”,充分说明“德”对“武”的重要价值,也证实“德”对“武”的重要作用。中国武术的德,即武德,贯穿于整个学武、习武的过程之中,时刻培育和规训着参与者在武德的文化熏陶下,以“德”作为自身行为“向善”的标准,这种标准是必须执行的。如诸多门规、戒约都对品德修养、尊师重道以及仁爱的要求等。门规、戒约与家规一样,都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其中人们的长期坚守还会形成良好的门风、家风。它们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优秀的家规家训有着穿越时空的文化力量,有着亘古不变的价值追求,也是传世财富”[10]。它们之中包含了诸多关于如何做人、如何向善的规定,在“穿越时空的文化力量”作用下,形成人们内心永恒不变的坚守。中国武术的门规与戒约,也彰显着对习武者“向善”行为的约束与规训,慢慢使他们的内心具有“向善”的意识,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高尚的品德。


  中国武术中的“向善”不单单存在于“精神”和“心理”层面,它还更多地以技术的特征表现出来。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泛道德意识,一切活动都被道德意识所涵盖,在道德意识支配下,人们活动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向善”[8]有直接关联。所以,中国武术的技术构成,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追求暴力的张扬,而是强调技法和技术的“向善”特征。因为,“中国文化的不争性,决定了中国武术技术形态的构成状态的‘防守在前攻击在后’的技术特征。这种技术特征,决定了它的进攻性是出于身体行为的次要地位的”[11]。也因此形成了中国武术是一种“德行”文化的显着特征,成就了中国武术排斥那些通过接触、较狠、致命才能分出高低的“武夫”,提倡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不战”,倡导在没有接触也没有伤害的情况下实现对对手的征服,进而达到使对手口服、心服的目的。这种外在行为“不战”特点,从整体上反映出中国武术始终在以“德”作为培育参与者高尚的言行,将残酷的技击转变成“向善”的技艺。这一点,正是中国武术育人“向善”的重要价值体现。


  在中国武术的“场域”中,“向善”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其中,“不仅自己要积极求善,还要敢于与不善的现象(即恶)作斗争,这才是全面的求善”[1]。因为,就这些门规戒律来看,它不仅要求“习武者绝不是恃强凌弱,而是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态,对弱者施以援手,对强暴施以压制,还世界以清平和公正”[12]。中国武术鼓励参与者锄强扶弱、见义勇为,敢于为正义而抱打不平的中国武术侠义精神,体现了习武之人最大的仁爱之“善”。这也表明中国武术所向往的“善”是一种包括正义、谦逊、和善等等的大爱。中国武术培育出的理想参与者是因发至人格深处的“爱”而表现出“善”的行为。


  中国武术以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善”文化培育了参与者的大爱。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优秀的参与者以“侠义”作为“向善”的精神情怀和“行善”的责任义务。由中国武术“侠义精神”的提倡和追求而衍生的“武德第一”的习武之人的“向善”精神,自唐代李德裕的《豪侠论》中就有记载:“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13]261因为,“义在他们(侠)眼里,已不仅指人的思想行为应该遵循的一般社会原则,更是指自己行动中必须崇奉的不计功利的纯道德乃或超道德的根本性准则。……将这种执义不苟的精神施诸于国家民族,乃至天下百姓,能为国家、民族和百姓的利益抗争,挽狂澜于既倒,独任天下之重而无所回避,勇与义俱,义无反顾,这便是游侠的忠勇,便是游侠人格中最为闪光、最值得称道的品格。”[13]263正是这种武者对“侠”的膜拜,对“侠”的追随,使得真正的参与者开始践行“侠义”精神,进而使参与者逐渐把自身的“向善”拓展践行为情系“家、国、天下”的“大爱”。发生在近代以来的很多武术仁人志士,如霍元甲、韩慕侠、大刀王五、神拳大龙等,在国家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行为,应该就是最好的写照。


  总之,中国武术秉持着“向善”的理念,践行着“向善”的作为,弘扬着“向善”的精神,应该贯彻于参与者的整个习武生涯。所以,参与者通过这些方式扞卫了一个清平、公正的生活环境,表达的是参与者内心“向善”的情怀。中国武术的这种“向善”的教育,使参与者无形之中把“向善”当作了一种美德,而去追求“真善美”排斥“假恶丑”。因为,它极力推崇和践行着“以德启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以德育人”的文化力量,并且这些“德”都是建立在“向善”的价值取向之中。所以,就建构起了中国武术在教育中无形地培养习武者“向善”品性的价值和意义。


  3、中国武术培养参与者的“尚美”境界


  中华文化是一种崇尚艺术和美的文化,在几千年的演进历史中,始终以一种优雅、文明的大国风范展示在世界面前。尤其表现在:“火药、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发明,但它没有在中国人的手里变成侵略和战争的工具,也没有成为中国人强大的工具,而成为祭祀、庆典的工具”[6]143。我们发明了火药,而不制造火器去征服别的文明,唯独欣赏光彩夺目的烟花灿烂;我们有了文字,而不仅仅是记录所用的工具,却将其演化成为独特展现和追求龙飞凤舞的书法艺术。这一文化特性,可以说在中华文化中比比皆是。“将实用指向艺术”,是中华文化的最大特征。这一点在诸多传统文化学者那里早已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中国武术的发展就是在这一文化氛围中逐渐演化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形成了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将“野蛮”的动物所具有的“格斗”与“搏杀”之法,变成了具有艺术韵味的身体文化。这一点在蔡龙云大师那里也是这样理解的,即“武术是格斗的艺术”。正是这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和“格斗的艺术”使得中国武术文化中濡养出诸多的“美”和“艺术”的文化因子。也因此使得以身体行为、身体运动为外显特征的中国武术,具有了显着的教化习练者“尚美”的功能和价值。


  中国武术,作为中国人的身体行为文化,它既有体育的属性,又有高于体育的特性。它以一种艺术化的审美视角和审美情趣,使参与者可以在享受体育参与快乐的同时,感知和体验到其它运动项目无法比拟的“美”和乐趣。中国武术的“美”是技术与参与者身体融合之后,按照技术规律达到一种协调统一的最佳状态。这种理想的状态就成为了参与者一生崇尚与追求的目标,对他们“尚美”能力的培育也就成为了中国武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在我们看来,对于作为教育人的中国武术而言,中国武术给予人的“尚美”能力的培养,应该是音乐、绘画、影视等艺术无法比拟的。因为,它是通过活生生的人体参与、展示,带给人们美的体认和美的享受。这种美是在自我参与过程中实现的,它是一种阶梯型进步的“尚美”体验和获得,这个阶梯型进步“尚美”的过程,也是它对参与者“尚美”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的过程。中国武术的参与者,从主客体审美意义出发扮演着“美”的创造者和呈现者两种角色。这种双重角色,对于一个人的“尚美”境界的提升,具有独特的涵养价值和教育意义。


  中国武术培育参与者对“美”的认知,是从多向度的矛盾运动开始的。它的技艺中包含着很多矛盾统一的身体行为运动,这些矛盾的身体运动规律也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灵魂。如虚实的比照、顿挫的节奏、刚柔的震撼、疾缓的气势等。参与者只有经过长期的探索和体悟才能渐渐掌握动静、快慢、含展、开合、轻重、缓急、虚实、刚柔等既矛盾又统一的技术精华,找到凸显“美”的最佳的“节点”和“适度”。正是在参与者不断的探索与体悟中,才能逐步培养参与者认知和体悟“美”的知识和技法,才能逐步提高“尚美”的能力,才能抛开世俗,用欣赏“美”的眼光和“尚美”的方式去追求人生的境界。因为,在以套路为核心技术的中国武术中,武术家大多都是按照自己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要求,“将素材进行选择、提炼、修饰、分界、组合、概括、抽象,在依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相济等规律进行排列组合,串联成套,从而用艺术的形象,集中表现出技击动作最具普遍意义的特征”[6]142。所以,就形成了中国武术的真谛是对“器”与“物”更高层次的追求。也就是黑格尔所言及的“心灵化了的追求”。这种“心灵化了的追求”应该是所言及“尚美”境界的使然。它“是人心对武术意境的理解,是对神韵的感悟,是对心灵自身的调节”[6]142。参与者有了自身对中国武术的“理解”与“感悟”,才能够形成中国武术更深层次的认知,以便开始用身体去更好地践行与体认这些认知。


  中国武术让参与者用身体去践行和体认“技击艺术”的美,是中国武术育人“尚美”境界的最佳路径。中国武术“美学意义”的更多存在,就使得其拥有了对参与者“尚美”境界培养的真材实料。因为,“通过外在之身‘体察’和‘体验’,来获得‘审美’和‘道德属性’,以及表现内在之心”[14]183的修行之路,应该说是其他单一文化很难企及的。因为,“通过武术习练,追求的是主体的心灵在生命活动中不滞于身,超越于身外而发挥作用,这正是审美心态的基础”[14]184。这表明中国武术的参与者是学习武艺的主体,他们不仅仅是对武艺“美”的发现者,还是对“美”的超越者。这种对已知“美”的超越来源,就在于他们不断地用自己的身体进行着对中国武术“美”的体悟,并从中感悟到自己所理解的“美”、所赞同的“美”、所欣赏的“美”。而“美”的体验获得,就要求参与者必须在脚踏实地的“求真”精神和执着不变的“向善”品德引领下,对中国武术的技术意蕴进行千百次的磨砺,才可领会和品读到“尚美”的境界要义。通过这些磨砺,使中国武术的参与者逐渐升华对于生活美、身体美、心灵美、节奏美、韵律美的感知能力,并在“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快如旋风”“翻如飞凤”的身体表现中,展示和体验到中国武术的精彩绝伦和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将中国武术技艺通过人体外观上的精彩和参与者内心的平静相结合,凸显出阳刚之美、阴柔之韵以及阴阳相济的中和之美,时时刻刻体现着中国武术育人“尚美”的终极目标。


  “美”是中国武术的核心词和关键词,不美的攻防技术是笨拙的,不美的演练是生硬的,不美的对抗是野蛮的。中国武术的身体行为是一种追求“更美”的文化[15]。因为,中国武术的“打”和“技击”不是血腥的“暴力”,更不是野蛮的“厮杀”。它的“打”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一种“有情节的打”,是一种“有规范的打”,是一种“有特色的打”,更是一种有“内涵的打”和“有形式的打”。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武术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格斗文化”而言的一种别样的“文明的打”文化。也正是这种“文明的打”的文化特征,使得中国武术拥有了更多的“美学意义”。其“打”的技术动作一直以展现生动、振奋和动态美等来展现它的“美”,来引领参与者向着美的方向发展,培养了他们的“尚美”能力以及人生有关“美”的品味。这种对“美”的享受体现了“道”的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生命精神。静止的中国武术动作造型,不仅体现在外在肢体的结构之美,更蕴涵“引而不发”“蓄势待发”的攻防技击之“艺”。整套武术动作演练则表达了一种动静相间、快慢有致、刚柔相济、气韵生动的流体美感和生命意境。中国武术意境的营造则把参与者带入一个武术动作和客观物象融为一炉的物我合一之境,达到“悦志悦神”的审美境界。从中国武术的“打”与“艺”中,我们不难看出参与者时刻享受着中国武术之“美”,时刻接受着中国武术对他们“尚美”能力的培养。


  概言之,中国武术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其核心的旨要在于它不仅具有健身自卫的实用价值,还更因为它所内隐的“尚美”情怀、精神和境界追求。它不仅可以使人体质强壮,更能给人以美的认知、美的体认、美的享受以及美的情怀。所以,让中国武术以“美”的文化走进人们的心灵,“丰富人们的情感生活,以美启真、以美储善”[14]196,进而实现对受教育者“真善美”教育教化的全面践行和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真正实践。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重视教育,强调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伟大民族。走进新时代的中国教育更是把“立德树人”推至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并明确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16]。因此,在“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担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的培养目标面前,发掘中国武术“求真”“向善”“尚美”的育人价值,不仅可以担负在各级各类学校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而且还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骛求知问学,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17]的有力践行。因为,中国武术是一门真正的教化之学问,这种教化之学是以实践为根基。它追求的终极价值则指向“武以成人”,极其关注人的生命与内在精神人格的完美养成。这个养成就是使受教育者养成一种践行“求真”的原则,追求人生“向善”的价值,领悟“尚美”的境界。


  作者:王岗,韩金清,侯连。本文来自《中华武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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