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本身就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我始终认为汉学的出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场大运动,一股大潮流。16~17世纪,西方文化传播到东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正式“见面”,开始接触、碰撞,也开始了它们融合、交流的过程。从那时起,就产生了这股非常大的潮流,或者说是这场大的运动,直至今日,这股潮流也没有完全结束。


  在这股大潮中,西方产生了汉学,中国产生了西学。所谓汉学,就是国际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文字等方面的研究。相应地,中国也产生了对西方的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即西学。所以说,汉学和西学的产生都是16~17世纪以来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如果结合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有更加特殊的研究意义。


  明清之际,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迁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当时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一种变迁。那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包括传教士和学者,他们刚刚看到陌生的中国文化,从不了解到力图去了解,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即根据自己在欧洲文化背景下所积累的学识和经验,开始探索和学习中国的经典著作。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他们首先学习和探索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文献,正是他们把中国的经典介绍到了西方,介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误解和曲折,但历史意义重大。


  所谓跨文化,也就是不同的“学”,所以产生了“汉学”“西学”和“国学”。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曾经探讨过中国的“学”和外国的“学”到底有没有差别这个问题。他认为学无中西,世间学问也不过就是这么几种,一种是科学,一种是史学,一种是文学。这三种“学”,中国有,外国也有,中国和外国的“学”应该是一样的,不过就是所得不同、所用的语言不同罢了。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也持相似的论点,他说,“国学”这个词以后不会长期存在,因为“学”没有中西。


  我认为,他们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分中西的,即在具体的客观知识上无所谓中西,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是不相同的,所以跨文化交流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明清之际,在中西文化接触交融的过程中,外国人力求认识了解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汉学;同样,中国人力求认识了解外国的文化,也就有了西学,而且在对待西学这个词上,中国还产生了一个词,就是“中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中学也称国学。从明清之际到晚清,再到“五四”前期,都曾出现过中学和西学的讨论,“国学热”也随即产生,直到今天,我们仍处在“国学热”的讨论中。


  中学和西学之间的讨论涉及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更值得关注。在外国的汉学界,有关怎样理解和诠释中国经典的讨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些专家在这方面作了非常大的贡献。王国维说,他所处的20世纪是一个发现的时代,我可以大胆地说,现在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这些年,我们在文献方面做了进一步研究,又发现了一些经典,这是过去大家没有机会看到的。我们正处在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汉学。


  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在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说汉学本身是一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那么,这门学问从来就有,即我们常说的中学或国学,这是中国的传统。但是,国学在和西学接触之后,有了很大变化,今天再说国学,当然已经不是传统的、旧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学问,而是在全世界影响下,正在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一些新的研究,是新汉学。本文来自《世界汉语教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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