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喜福会》是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之作。亲切自然的文笔恢复了人们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不仅使华裔母亲获得了新生,而且也使整个华裔族群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和斗争策略。本文通过研读流落异国他乡的中国移民母亲和土生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拟在母女关系的框架下,对存在于两代人、中西方之间由于文化及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引起的矛盾冲突与如何为消除这种矛盾冲突做出努力以及最终实现和解这一命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以此来展现谭恩美强烈的寻根情节和中华文化意识。 

  [关键词] 母女关系;中华传统文化;冲突;融合 

   

  随着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G.P.Putnam’sSons,1989)的发表,在大洋彼岸,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古老悠久文化的独特魅力,遥远东方国度的神秘,加上华裔作家独有的细腻笔触,和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叙事结构使这部书一经面世就好评如潮,引起了众多读者和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其骄人的销售量引起了人们对到底何种作品才能成为亚裔美国文学和经历的代表等问题的广泛思考。谭恩美的《喜福会》作为美国少数民族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恰逢并有助于推进一个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及经历的时代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到来。 

  西方评论界有关本书的探讨大多围绕着美国少数民族身份的构筑、母系传统及跨文化比较。作为生长在谭恩美祖籍的一名普通读者,本书吸引我之处在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价值观念之撞击的敏感。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背景下,将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在中西方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有什么发展趋势?对于此类问题,研读流落异国他乡的中国移民母亲和土生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的文化及价值观念的冲突有其思想启迪的作用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此考虑,本文拟在母女关系的框架下,对存在于母与女、中与西不同世界间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的矛盾与冲突和消除这种矛盾与冲突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最终实现和解这一命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以此来展现谭恩美强烈的寻根情节和中华文化意识。 

   

  一、母女两代的矛盾与冲突及其成因 

   

  《喜福会》有着独特的叙事结构,全书由16个各自独立却又彼此关联的故事组成。谭通过分属两代、经历迥异的八个女人的自述,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纷繁复杂的母女关系。生于旧中国,饱受战争之苦的母亲们带着传统的文化、老派的观念移民美国,孩子是她们心中无限的希望。她们想按自己的理想来规划女儿的前途。但是,在美国生长的女儿们从小接受了新的语言和教育,在心理上认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不甘心受到母亲的干预和束缚。而且在她们的眼中,母亲的期望显得荒唐又可笑。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矛盾不断加剧,进而裂变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华裔美国女儿们与“血缘之母”的情感纠葛和母女之间及合作又相互对抗的传承关系的背后,其实是文化的传承和对抗。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隐喻。而女儿则是美国现代文化的缩影。母女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更多地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方两种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母女交流的最大障碍。中国推崇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相对封闭内向的文化体系。形成了一种聚合式的行为模式,而美国人的家庭观念比较淡薄,他们崇尚个人的独立自由和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西方文明是一种航海和游牧文明,因此走向外部世界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他们的行为模式是离散式的。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关于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在理解和交流方面的异同的研究也许有助于我们洞悉《喜福会》中母女之间的隔阂和误解。按照语义依赖于对话场景还是对话本身的程度,霍尔把文化划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在高语境文化中,大量信息通过手势、空间的运用,甚至沉默来传递;而在低语境文化中,信息主要通过话语来传递而极少隐含于语境或对话参与者的默契中。根据霍尔的理论,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而美国属于低语境文化。… 

  当参与对话的双方分别来自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交流的问题随即产生。正如精妹所言:“我和妈妈从来没有真正的彼此理解,我们翻译着彼此的意思。我似乎总是不能完全听懂妈妈的话,而妈妈却总能在我的话中听出弦外之音。”高背景文化提倡尊老爱幼,子女孝顺父母、听从父母的训导是天经地义的。在这种文化传统中,家长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容冒犯的,子女只能绝对服从。深受这种文化影响的母亲们希望她们的女儿能像她们在中国时一样尊从长辈;无需过多解释仅凭顺从、观察和模仿而学会一切。但美国的文化背景并不支持母亲的告诫、指导和示范,因此所有这些并不能被土生土长的美国女儿们理解。他们怨恨和曲解母亲们“怪异”的中国式的行为方式和信仰。 

  在高背景文化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非常重视集体的力量。一个人的能力往往不是体现他个人的价值,而是代表着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群体价值。因此。一个人做了坏事往往会殃及整个家族;同样,若是取得了荣誉也会光耀门楣,甚至光宗耀祖。而低背景文化环境中,强调自我和独立意识,鼓励个人奋斗。龚琳达和薇弗莱母女的冲突正是高、低背景文化在这方面差异的体现。母亲希望通过女儿,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以女儿的成功为全家人带来荣誉。而女儿偏偏深信“我就是我自己”,拒绝母亲的介入。 

  语言是母女交流的另一主要障碍。土生土长于美国的女儿们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融入主流社会,避免被边缘化的厄运,首先要摒弃的就是她们的母亲以及母亲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两种文化的冲突集中体现在母女之间的交流方式上。即女儿用英语跟母亲交谈而母亲却始终用汉语作答。语言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母女之间,不仅割裂了两代人,也割裂了新旧两个世界。精妹不止一次地提到,她们母女之间不能用同一种语言交流。因此从未真正相互理解过。 

  母亲们不能讲“地道的美国英语”衍生出多重负面影响。由于女儿们没有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语言笨拙的母亲给她们留下了脑子不大灵活的印象。因此她们总是理直气壮地认为母亲们的话不值得认真地听。女儿们俨然成了美国文化的代表。她们说标准的英语,穿时髦的牛仔裤,喝可口可乐,就连选择男朋友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男孩。母亲们清楚地意识到女儿除了皮肤和头发是中国的,内部都是美国“制造”的。母亲们感叹虽然女儿同自己拥有同样的脸型,但内心的想法却完全不同。“就像隔着一条河,自己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她。”这样母亲们就无法向女儿灌输中国式的尊从父母,听取母亲的意见,隐藏自己的想法,了解自身的价值而不感到空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思想是最好的。” 

  再次,新旧世界,中国母亲与土生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为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人的种族和民族的偏见而加剧。母亲们无力改变这将她们同女儿割裂开的痛苦现实。令她们感到羞愧的是一直引以为荣的女儿却以她们中国式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为耻。这种因民族和种族身 份引起的不断扩大的裂痕驱使女儿们不断地使自己美国化,以此对抗来自母亲的颇具威慑力的影响。 

   

  二、母女为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所做的努力 

   

  母女的血缘关系被神秘化如一种遗传基因贯穿整部《喜福会》。“不了解你自己的母亲?……她与你骨肉相连!”女儿对这种血缘关系的欣然接受在实现母女和解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摆脱异己的母亲,寻求自治而进行的战斗最终被对母亲的认同所替代。小说结尾处吴精妹幡然醒悟:“我终于看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谭恩美把《喜福会》中描写母女关系向着和解的方向发展的章节定名为“西天圣母”。这个标题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昭示着:至此,在女儿的心目中母亲已升华为能给人以滋养、慰藉、灵感,导人向善的天堂圣母,而不再是丑陋可怕、禁锢人思想的女巫。使命感驱使着母亲们一如既往地支持着自己的女儿,有时为了挽救深陷痛苦的女儿她们甚至表现出必要的霸气。 

  母亲们最终发现讲故事是实现与女儿彼此心灵沟通的最佳方式。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母亲是历史与记忆的中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母亲得以延伸,历史和记忆通过母亲得以重建。与女儿们一道分享她们过去的经历也许是挽救女儿的最有效的一张王牌,她们决定一试。这一发现反映了母亲们对于导致母女冲突本质的认识,即:年青一代华裔种族及文化身份的缺失;问题的关键在于她们拒绝接受中国的传统。讲故事,讲述自己在故国的亲身经历,赋予母亲们惊人的感召力。终于打动了女儿们,这一切是美国主流文化所无法匹敌的。 

  生长在美国,受到美国式的教育但血管中却奔涌着中国血的女儿们永远都不能完全被以白人为代表的主流社会接纳,她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文化定位如浮萍般迷茫,极易产生“我究竟是谁?我应该何去何从?”的失落感。与之相比,作为一个整体,母亲们对于自身价值和身份定位有着极为清晰的概念,生活在她们精心营造的中国文化氛围中她们感到很安心。 

   

  三、母女间的最终和解 

   

  不管母女间的争斗如何激烈,最终还是会达到和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渐老弱的母亲终于不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已长大成人的女儿。而经历了人生风雨后真正成熟起来的女儿们在感受到处于双重文化缝隙中的尴尬之后。人到中年的女儿们终于积淀起足够的勇气和成熟开放的心态来正视自己身上的族裔特征,逐渐真正地理解了母亲们的良苦用心,她们最终意识到来自母亲的“危险”其实并不存在,而真正得到的是母亲始终不渝的爱与支持。正如书中另一位女儿龚薇丽所言:“好久好久以前,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总想躲到一道更安全的屏障后面,我要躲避的,就是妈的闲言碎语,妈对我不足之处的寻觅和挑剔……曾几何时,当我悄悄地透过屏障向外窥视时,竟蓦然发现待在那里的不过是一位年迈的妇人,炒菜锅是她的铠甲,织衣针是她的利剑,貌似张牙舞爪。实则正在耐心地等待女儿将自己请进她的生活中。” 

  小说结尾处吴精妹回到母亲的故土――中国,和两位同母异父的姐姐在机场团聚。当她踏上中国内地的土地,内心中涌现的亲切感显得格外强烈和可信:“我又看见妈妈了,两个妈妈,向我挥着手……我一走进大门,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团,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紧紧的拥抱。至此,精妹不仅了解了母亲对自己深深的爱,而且体会到了身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从而最终完成了民族传统的回归。只有真正成熟后的女儿才能跨越地域的鸿沟,坦然接受自己的种族、民族和文化背景。在地理和心理上完成了一次从西方到东方,又从东方到西方的嬗变过程。 

   

  四、结语 

   

  当硝烟散尽、尘埃落定之时,异质文化的冲突终于在年青一代华裔的身上得到了部分的融合,女儿们终于接受了母亲,认同了母亲所代表的一切,两代人的矛盾真正趋向和解,这也正是谭恩美及太平洋两岸的读者所期待的结局。在当今国际间的交往日趋频繁、东西方文化交往不断深入的形势下,研读谭恩美的作品对于我们思考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应如何互利共存,中国将如何应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等社会热点问题,都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徐德斌(1970―),男,吉林辽源人,长春大学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及高教管理。本文来自《世界桥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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